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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科经典案例 | 深圳某某集团与某某传媒公司、浙江某某公司执行异议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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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12年8月深圳某某集团与浙江某某公司就投资合作电视连续剧而签署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浙江某某公司未向深圳某某集团返还投资款,深圳某某集团也未向浙江某某公司支付节目版权费。2016年双方分别发起诉讼来主张各自权利,在此过程中,浙江某某公司的债权人某某传媒公司基于另案的生效仲裁裁决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8日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基于某某传媒公司的申请在2017年12月21日作出执行裁定书并向深圳某某集团进行送达,主要执行内容为就浙江某某公司对深圳某某集团享有的到期债权630万元进行冻结,同时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告知深圳某某集团可以申请执行异议。但深圳某某集团提交了执行异议书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未作出任何处理。浙江某某公司起诉深圳某某集团的案件经过二审终审,2018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7)粤民终223X号生效判决,该判决确认深圳某某集团需要向浙江某某公司支付630万元。而深圳某某集团诉浙江某某公司的案件在2019年1月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3民初97X号一审判决并生效,该判决确认浙江某某公司需要向深圳某某集团支付566万元。后深圳某某集团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2019年5月30日,深圳某某集团向浙江某某公司通过公证邮寄送达债务抵销的方式,行使了566万元的债务抵销权。2019年11月11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新的执行裁定并向深圳某某集团进行送达,要求深圳某某集团将其对浙江某某公司的到期债务630万元支付至法院执行账户,但深圳某某集团认为债务抵销后仅剩余60万元左右的债务,遂将60万元左右汇入到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账户。对于剩余的560万元部分,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做出执行裁定,直接划拨了深圳某某集团账户内的款项560万元。



此后,深圳某某集团在划扣款项后的15日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异议,后经过审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1日作出了驳回深圳某某集团执行异议的请求。深圳某某集团在复议期限内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复议,经过复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支持了深圳某某集团的复议请求,撤销了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执行裁定,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划扣的560万元退还给深圳某某集团。



律师策略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王承恩律师、李超律师接受深圳某某集团委托,担任其执行异议阶段的委托代理人。在接受委托前后,王承恩律师、李超律师充分研判执行及执行异议相关的程序及判例,统筹安排,提出如下代理方案:



一、提前安排公证债权文书送达,主张因债务抵销而使部分债务归于消灭,无论这种抵销执行法院是否认可,但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阻碍执行进展的效果。


二、本案执行法院强制划扣银行存款的行为存在严重程序错误,就之前执行法院发出的多份执行裁定书,深圳某某集团已经多次提出了执行异议但执行法院却未作出任何处理,显属不当。基于执行法院强行划扣银行存款的行为,深圳某某集团应该立即提出执行异议,即便执行异议被驳回,还应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三、就债务抵销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实体分析,无论是从债务形成时间还是从债务性质属于主动债务还是被动债务等问题进行论述,深圳某某集团的债务抵销应该被认定为合法有效。


此外,为了能够说服承办法官,王承恩律师和李超律师充分发挥大数据检索的作用,从法律及判例两个层面寻找有利论点,最终查找到的最高院司法判例支持了深圳某某集团的债务抵销权的论点,进而形成了完整的异议方案。




律师文书



执行异议复议申请书



异议案号:(2020)浙07执异X号


异议申请人:深圳某某集团


住所地:深圳市某某区某某路某某大院


法定代表人:岳某某   职务:总裁



复议请求:


深圳某某集团(或称“复议申请人”)于2020年3月17日收到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寄来的(2020)浙07执异X号执行裁定书(以下简称“异议裁定书”),现复议申请人对该执行裁定书不服,特提出复议申请,申请撤销前述裁定,并将划扣的5,663,544元返还给复议申请人。



事实与理由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华中院”)将浙江某某公司对复议申请人享有的到期债权5,663,544元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即划拨了复议申请人银行账户中的5,663,544元。深圳某某集团认为金华中院的执行划扣行为损害了复议申请人的权益。在深圳某某集团已主动支付其与浙江某某公司之间债权债务抵销后的636,456元差额的情况下,金华中院不应再对深圳某某集团采取任何执行措施。



一、本案异议程序存在重大的程序性错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



在事实认定方面,根据异议裁定书本院查明部分第11页至12页记载,金华中院在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浙07执28X号之五裁定书并送达相关文书时,深圳某某集团已经提交了执行异议书,但金华中院却未按照执行异议规定对该异议进行审查,而是对该异议束之高阁而不予理会。金华中院在2019年11月12日作出(2017)浙07执28X号之十一裁定书,根据该裁定书记载,金华中院要采取划拨深圳某某集团630万元等执行措施。深圳某某集团再次提交了执行异议书和相关材料,但金华中院又一次未按照执行异议规定对该异议进行审查,而是对该异议束之高阁而不予理会。



以上事实有异议裁定书和深圳某某集团的多次异议申请文件可以佐证,如果该案在深圳某某集团第一次提出执行异议申请时就能够按照规定处理,深圳某某集团也不至于陷入当今这么被动的局面。基于此,深圳某某集团认为,本案异议程序存在重大的程序性错误。应予以纠正。



二、在不考虑执行异议程序性错误的情况下,复议申请人依然坚持认为复议申请人的抵销权行为有效。



(一)本案复议申请人主张的抵销权不属于法律规定不得抵销的情形。



一般认为不得抵销的债务包括依照法律规定不得抵销的。比如,民事诉讼法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根据这一规定,当事人不得将债务人的生活必需费用用以抵销债务。按照合同的性质不得抵销。比如必须履行的债务不得抵销,比如应当支付给下岗工人的生活保障金,不得用以抵销工人欠企业的债务。换言之,具有特定人身性质或者依赖特定技能完成的债务不得抵销。还有就是以不作为债务抵销不作为债务,就达不到合同目的,不允许抵销。



而本案复议申请人主张的是抵销是金钱债务,且种类、性质均相同,应该允许复议申请人抵销。



(二)在现有情况下,深圳某某集团仅是收到金华中院通知的协助执行人,对某某传媒公司并无任何直接债务,反而本身早就对浙江某某公司享有债权,应当深圳某某集团抵销。



因本案是浙江某某公司对深圳某某集团的债权被采取保全措施,如果本案是浙江某某公司主张抵销,因保全的效力导致浙江某某公司对债权的处置效力受到限制,而行使抵销权实质上系对债权的处置,也应受到限制。因此,在保全措施解除前,浙江某某公司对于其被保全的债权不能主张抵销,如果行使抵销权的,依法不应产生债务抵销的法律后果。在此意义上,我们的理解是没有异议。但本案却是没有被保全的深圳某某集团对浙江某某公司的债权并由深圳某某集团行使抵销权,应该允许该债权抵销。



(三)深圳某某集团对浙江某某公司的债权形成时间远远早于某某传媒公司对浙江某某公司的债权形成时间,也远远早于金华中院采取查封保全措施的时间,应当允许复议申请人抵销。



复议申请人深圳某某集团对被执行人浙江某某公司享有的用于抵销的主动债权是基于双方2012年8月签署的合同,于2013年已届履行期的债权,只是后来经过了法院的生效判决文书【深圳中院一审:(2016)粤03民初97X号】予以确认,而金华法院的查封保全措施是2017年12月份,远远晚于深圳某某集团的债权形成时间。



此外,抵销制度本身具有担保债务履行的功能,复议申请人的债权基于抵销制度的存在而获得了更为确实的保障。如果不允许复议申请人主张抵销,复议申请人作为单纯的协助执行人,将会因为履行协助义务而导致债权实现的担保落空,自身利益受损,这与协助义务的主旨不符,对于协助义务人也有失公允。保全债权所限制的是债权人的财产权益,作为债务人仅仅是履行协助义务,防止债权人的财产权益流失。如果不允许债务人主张抵销,将会使债务人的信赖和期待落空,债务人将会因为履行协助义务导致其固有权利受到损害。因此,请求贵院充分衡量各方利益并基于相关法理,采纳复议申请人的意见,认定复议申请人的抵销已经产生法律效力。



(四)支持复议申请人作为主动债权的债权人行使抵销权,是符合法之利益判断准则的,也是在权衡各方利益后的当然结果。



诚然,在本案中确实存在这某某传媒公司和深圳某某集团的法之利益的冲突,而在法之利益存在冲突情况下,需要查看哪一方的利益符合更底层更宏观层面的法律原则。



首先,在本案中,某某传媒公司的诉求基础为财产代位权,而深圳某某集团的诉求基础是自身财产权的抵销权,从关系上讲深圳某某集团与浙江某某公司之间存在可以抵销的债权债务关系,相比某某传媒公司透过浙江某某公司代位执行深圳某某集团的法律关系更近。支持复议申请人深圳某某集团作为主动债权的债权人行使抵销权,这就好比中国古代就有的“亲亲相为隐”制度的落实和延续。即便在刑事法律领域,当查明案件事实背后的国家利益、社会秩序或其他人的生命财产利益和“亲亲相为隐”相冲突时,也应该为该制度让路,具体体现为《刑事诉讼法》第193条第一款“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如果不允许复议申请人行使法定抵销权,就相当于限制复议申请人自身财产权的行使,让复议申请人将本身享有的债权便利行使的权利拱手让出,等待他人行使完权利后再寻其他途径解决,这无疑损害了更高位阶的复议申请人的法定权利。换言之,债务人履行协助义务的一个基本前提和原则就是,其自身利益和固有权利不应受到损害。



(五)复议申请人享有主动债权并行使抵销权,是符合立法精神和通行司法惯例的。



与本案相关的法理,在我国立法中多有体现。例如,《合同法》第八十三条明确规定,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的债权仍可向受让人主张抵销。显然,对于债权尚未转让而仅仅是受到处分限制情形,允许抵销符合举重明轻之民法解释原则。又如,《破产法》第四十条规定,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可以向管理人主张抵销。



类似于债权保全后的抵销问题,对于债权质押后,被质押债权的债务人能否行使抵销权的学理通说也认为,如果债务人对被质押的债权的权利人享有债权的,债务人可以主张抵销。而作为与债权质押较为类似的债权保全,也自然应采取相同的思路和原则。



(六)双方提到的最高院两个司法判例均支持复议申请人行使抵销权。



1、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最高法民申139X号支持了被采取保全措施的被动债权也可以抵销的观点。



通观全篇内容,我们不难发现该案例对被保全债务是否可以抵销做了详细论述,并得出了“保全属于程序上的措施,不影响债务的真实存在。故神龙峡公司对铭嘉公司的债务适于抵销。”的结论,该结论显然与本案情况相符。



此外,该裁判案例也符合了如前所述的被动债权被采取保全措施不妨碍主动债权行使抵销权。在该裁判案例中,铭嘉公司对神龙峡公司享有的债权被采取保全措施,而后神龙峡公司将《债务抵销通知书》送达给铭嘉公司并产生抵销后果。本案完全符合该案的裁判文书的情形,贵院应支持复议申请人的抵销行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2、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最高法执监15X号裁定书记载的案情与本案不符,不能参照适用该裁定书的观点。



该裁定书记载的是对于被执行人受让债权后主张抵销的情形,该案中的抵销权人行使抵销权之所以未获得执行法院认可,有两个与本案非常明显的不一样的条件,第一是被执行人享有的债权是在被要求不得履行债务之后受让债权,该债权本身也未经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因此其债权本身是否有瑕疵有争议,当然不得抵销。第二是该案的被执行人是自然人,对于自然人我国有多个债权人参与分配的制度,抵销的行使相当于破坏了这种参与分配的制度。而本案复议申请人深圳某某集团享有的债权并非是受让所得,而是基于复议申请人深圳某某集团与被执行人浙江某某公司于2012年8月签署的合同,于2013年已届履行期的债权,远远早于法院保全浙江某某公司对深圳某某集团债权的时间。且本案复议申请人不是被执行人,也不是以被执行人身份主张抵销。最后,本案的被执行人为法人,除了在破产程序之外,复议申请人不能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分配,这是法律赋予复议申请人的救济权利。



三、结论


综上所述,复议申请人对浙江某某公司现负有的到期债务不超过636,456元,且已经实际支付完毕,其余债务已经抵销且发生法律效力,请贵院依法查明相关事实并支持异议的异议请求。




此致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深圳XX集团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案件结果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在金华中院冻结了被执行人浙江XX公司对深圳XX集团的到期债权后,深圳XX集团能否对该债权主张抵销。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但需以该到期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或该他人无实质异议为前提。本案中,深圳XX集团在异议期内以其“对浙江XX公司不负任何到期债务”等为由,对金华中院作出的(2017)浙07执28X号之五执行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提出执行异议,金华中院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对“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的相关规定,对该执行异议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但金华中院未作审查,致使(2017)浙07执28X号之五执行裁定的效力一直持续,显属不当。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被执行人请求抵销需满足两个条件,即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或者经申请执行人认可,及与被执行人所负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本案中,浙江XX公司与深圳XX集团之间的债权债务均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且均属金钱债务,性质上亦不属于不得抵销的债务,深圳XX集团主张抵销,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因金华中院在深圳XX集团提出执行异议后未经审查就作出处理,致使该裁定冻结案涉到期债权的效力一直延续,但冻结仅是程序上的保全措施,不影响债权债务的真实、有效存在。在两份生效裁判确定深圳XX集团和浙江XX公司互负债务及深圳XX集团主张抵销的情况下,金华中院仍强制执行浙江XX公司对深圳XX集团的全部到期债权并采取扣划措施,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综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裁定:撤销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7执异X号执行裁定和(2017)浙07执28X号之十四、十五执行裁定。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对第三人的债权进行强制执行,执行措施表现为通过执行裁定的方式对债权进行冻结等,但这里的执行效果因债权是否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而有所区别。如果是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则即便第三人提出执行异议也无法抗衡该执行措施,但如果未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则第三人提出执行异议后则可以起到抗衡该执行措施的效果。基于此,对于未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第三人行使债务抵销权就不存在障碍。该案的裁判理念对于冻结债权在执行过程中的抵消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回顾思考


本案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被冻结”的债权是否能够被抵销,看似没有解决方案的问题却因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的原因而产生出不一样的后果。



从程序上讲,最关键的是就执行法院采取的执行措施提出执行异议后,执行法院应该作出何种相关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行为异议:……(四)认为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的事项超出其协助范围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可以作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该他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申请执行人请求对异议部分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从实体方面讲,执行法院应该就到期债权的性质不同而作出不同的执行判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被执行人请求抵销,请求抵销的债务符合下列情形的,除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债务性质不得抵销的以外,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 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或者经申请执行人认可;(二) 与被执行人所负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本案深圳某某集团的债权和浙江某某公司的债权均有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确认,基于此应该支持债务抵销,否则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在本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复议案件中,王承恩律师和李超律师通过多种方式去争取,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均提出了有效的代理意见,最终较好的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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